在美德伦理学的这场复兴运动中，亚里士多德主义仍然是主流，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一般被看作是理性主义的美德伦理学。

学生季本为广东揭阳县主簿，开诚心、布公道，立乡约以教民，王阳明大加赞扬：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亲民虽然出自《大学》旧本，却同样是王阳明对程朱新民说的修正，更是挑战程朱学说的基点，并且给予了全新阐释。

为政无他，只在亲民二字。王阳明自称：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徐爱等人整理的王门论语——《传习录》，首列王阳明的亲民之说。王阳明通过徐爱等弟子及《传习录》，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一方面，所谓亲民，就是孟子亲亲仁民之意，亲之即仁之，亲民也就是仁者爱人。这也是先秦儒家和法家以及此后儒家学说中不同流派的重大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问题。

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而《大学》后文所说：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皆是亲字之意不管这是否是事实，它至少反映出二者关系的密切。

在南朝，则有葛洪（284—364）、陶弘景（456—536）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一个人一出家就不再从事生产，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短短几句话，却说出反佛的根本原因。

其中可能有诬蔑的意思，是人身攻击。我们在这里讲的汉末的佛道斗争，只能算是滥觞。

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可见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场上向佛教猛烈开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汉族有一整套伦理教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他通过崔浩怂恿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法，教帝立崇虚寺，供养道士。

上面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充分能够说明佛、道两家是如何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了。李老君的诞生的奇迹，完全是从释迦诞生的故事抄来的。据《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康僧会回答孙皓说：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上面已经谈到，儒道两家都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

又说：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

他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柳宗元说：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斗争中，这是对它很不利的一个方面。他是把三家都称为教的。这些人在转入释教以前，已有儒学和玄学的修养。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因此，即使有时也难免有点矛盾，但是总起来看，二者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两教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

它同外来的佛教碰头以后，由于理论方面的矛盾（骨子里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两者难免磕磕碰碰。长久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同一个道理。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谓傅奕辟佛。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整个的中国思想史上，儒、佛的关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其间的关系，也是很错综复杂的。最著名的辟佛者是韩愈，他就是肤浅的典型。

玄奘本人就出身于儒家。傅奕生于梁敬宗绍泰元年（555），死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他的辟佛实与哲学体系无关。对我们来说，这无关重要。

所谓庐山十八高贤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净土。程、朱宣扬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际上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思想的翻版。

在这三家中，儒道两家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比如汉武帝是古代的明君。

不过论点还是不出上面说的两点：一是维持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华严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级。

夏曾佑在所著《中国古代史》（第256页）中评论秦始皇与汉武帝说：综两君生平而论之，其行事皆可分为三大端。（《送巽上人序》）可见其爱佛之深。柳宗元和刘禹锡情况差不多。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机会，佛家总对儒家射上几支冷箭的。

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属弟子别号二十有九。在这里，他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以后，自附于鬼神方术，这就同道教发生了关系。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

南北朝以来，笼统言之，称之曰三家或者三教。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并不违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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